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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讲坛

晋商系列讲座——第十讲 晋商精神及其传承

2013-07-10 10:38:05

主讲人:孔祥毅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宗教信仰,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和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但他又确实听到许多对中国商业诚信的赞誉,他大惑不解,提出“中国商人伦理西来说”。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商人伦理的推测,不如印度泰戈尔的实地考察更为严谨,1924年泰戈尔带着几位英美学者到了太原,问阎锡山说,你们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平,找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说,在太原仍找不到,你们要找,必须到乡村方能找到。他们留下一位英国学者,在晋祠住了半年,离开山西时,向阎锡山说,果然找到了。原来他们发现在民间交往上,山西商人非常重视伦理。由此看来晋商精神是存在的,其中道文化的表现,在野不在朝,在民间不在政府。

一、晋商精神的内涵

从第一章晋商的崛起我们已经看到,晋商不仅在财富积累、商路舞台、企业制度、经营艺术方面,而且在行会组织、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等方面,都是在明清时期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商业文化与商人精神。商人阶层,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只要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自身的行为准则和行为理念,当然,这个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和精神来支撑。明清晋商文化及其精神,是晋商发展的产物,也是晋商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商人阶层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农业社会循着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路径缓慢前行,历经集市——街市——城市的发展,历经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一步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当今无商不富,无城不商。在今天我们共享现代化文明的时候,不能忘记明清那些从异地贩运贸易起家的商人们。从个人、从家族商号走向现代企业集团,有一种支撑他们前进的力量与精神,就是商人精神。

商人精神,首先是商人对商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普遍的价值认同,是商人的价值观;其次是商人对其事业普遍存在的超越世俗的利益追求和精神动力,一方面是大胆地追求商业利润,以商致富,另一方面以此为事业追求,服务社会,富国裕民;三是普遍认同并坚持的商业伦理观念,有共同的利和义的行为规范。晋商精神,就是晋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思想方法、行为范式和价值观念,它是晋商文化的核心。晋商精神集中体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是以“士、农、工、商”为序,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历代政府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但是,宋元以来,在山西民间逐渐形成了重商思想,山西巡抚刘与于义向雍正皇帝的报告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皇帝在其《朱批谕旨》中写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1]。太原南郊光绪举人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2]山西民谚谓“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的童谣,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位教书先生王锡伦讲出了其中的原委。“朝廷贵农,而不乐于种,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商贾之利胜于农也。”[3]虽然经商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日月,归来无期”,“幸获多资,走马牵牛,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然而,人心思富,人心向上,商人“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出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使得人人羡慕。[4]所以,明清时期的山西,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或经商,获取经营利润,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从而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机制。这种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国外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

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亦即中国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商业革命带头人——山西商人的重商立业思想是和欧洲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几千年来,不管有多少思想创新或者是变革的风暴,在山西人的头脑中,大概是关云长故里的缘故,孔孟之道影响至深。在其重商立业思想指导下,对“诚”、“信”、“义”、“利”,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以诚信、节俭、朴实著称于天下的晋商,坚持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他们认为人们追求功利的行为不能纵欲妄为,必须受到一种为人们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和制约,这就是义。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左传》说:“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义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人们的具体利益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崇尚功利的同时,更注意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甚至舍利取义的思想。晋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十分珍视诚信。晋商在外,一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关公为诚、信、忠、义的化身,无论在何地,也无论是那个行业会馆,都供奉关云长为“关帝圣君”。全国各地的关帝庙大部分是山西商人捐资修建或者参与修建的。在关帝庙正殿的阁楼上,有关云长的坐像“夜读春秋”。关云长的一生,实践了孔圣人的思想。关云长是山西解州人,晋商与关公有地缘亲情,尊关云长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保佑自己的商业利益。晋商的关公崇拜,影响了中国商人与海外华商。晋商行规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责令其倒掉另装,经济虽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咸丰年间,复盛西面铺掌柜立帐把斗秤放大,比市上加一成,市民争相到该号购买。所以各地老百姓,对山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明蒲州商人王文显,初涉宦海不成而经商,但善心计,识重轻,适时机变,恪守信义,40年间足迹几半天下,成为富庶大户。他的诫子书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5]

晋商的成功可以说是建立在商业诚信基础上的,诚信给他们也带来了丰硕的回报,因为诚信而成功,因为成功而更加诚信,二者相得益彰,他们对待悉心建立起来的诚信、商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清康熙皇帝曾经评论山西民风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6]这里所说的“易于进取”,道出了艰苦奋斗精神;“易于保守”,说明了好积蓄,保守财富。乾隆版《祁县志》也说道:“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山西人的这些特点,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是有关系的。清代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而往来于“茶叶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安徽、江西,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通过语言和生活习惯之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有一首当年商人留下的《恰克图经商万般难》的商谣:“创业难、创业难,要创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不避风雨往前颠。一上坝,变了天,口外刮风雷吼天。四野无村无人烟,犹如走进鬼门关。自己好像阴司鬼,黑夜好像是白天,烧水做饭烧牛粪,牛马尿水和冰餐”。又说“沙篷滚旦姑姑吼,掌柜撵着伙计走,弯倒身子春到秋,一年挣了个光溜溜。”

艰苦奋斗不仅仅包含着山西商人的百折不挠和积极进取精神,而且包含着山西商人的创新思想。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在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商业与金融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商业与金融制度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理论创新等方面有很多惊人的成就,诸如两权分离、人力资本、银行汇票、转帐结算、旅行支票、银行密押、珠算理论与技术等都不晚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也包含突出的创新精神。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善始善终,同舟共济。晋商建立“相与”关系,要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婉言谢绝。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抽走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千两,天亨玉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全赖“相与”借款维持,渡过了关门停业的危机。后来大盛魁危机,王掌柜派人送去银元二万,同事坚决反对,认为绝无归还的可能,王掌柜说,假如没有20年前大盛魁的维持,哪有我们的今天?

晋商企业有明确的号规,号规规范了东家和掌柜之间、掌柜和职工之间、职工上下级之间、总号和分号之间、分号和分号之间、本号和他号之间的关系。大德通票号号规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谅自重,无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7]山西人经商在外,建立有以乡谊为纽带的县或几个县联合的会馆和以行业为纽带的会馆,把同行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互相支持。这些会馆多数都有自己的资产,甚至还为同仁备有公共墓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8],这就是对晋商善待相与,以求同舟共济的本意。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科技进步、商路改变、政局变化,加之财东腐败、疏于管理、拒绝改革,晋商开始走向低潮,20世纪20年代以后迅速衰落,晋商在中国的地位很快让位于江浙商人。但是,晋商在全国以至世界的影响是永久的,晋商精神是永存的。

二、晋商精神的渊源

久远的经商历程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山西人引以为骄傲。传说后稷教穑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推动了中国早期原始农业的发展。《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9],说的就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易活动在晋南地区发生。到晋文公称霸年代,山西的榆次、安邑,已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官”,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10] 古代山西是个民族杂处的区域。当以农业为主的汉民族进入封建社会时,而游牧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等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部落制度,他们之间时有矛盾、冲突以至战争,但大部分时间里是友好互市、互通有无,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共同开发了山西,谱写了民族融合的友好史诗。据《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朔县)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11]。三国时,山西境内的匈奴人分别以兹氏(汾阳)、祁(县)、蒲子(隰县)、新兴(忻州)、太陵(文水)为中心,形成五部,达数十万人。“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12] 到了宋代,北宋政权与辽贵族(契丹)的关系虽然很紧张,但贸易往来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太原)有交易市场,沿边一带仍有榷场,辽对宋在山西境内有朔州榷场、唐隆镇(今山西偏关东)马市;宋对辽在代州等地也设有榷场。北宋政府曾与辽贸易,“并州西边合河 (兴县)、保德北临(黄)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当中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13] 明初,汉蒙关系曾一度紧张。边界交易中断,明政府构筑长城,驻重兵防御蒙古人南下,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爨无釜”的艰难生活,经多次谈判,达成边界定期开市的协议。驻大同边镇的明王朝将领徐谓参与谈判后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着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在山西边境上的开关互市地点有得胜堡、杀虎口、新平堡、水泉营堡等等。到清初康熙皇帝统一内外蒙古以后,这种商品交易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经内外蒙古到西北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无论行商、坐商,都有活跃的晋商。
晋商除重视与北方各民族发展往来贸易外,同时向全国开拓市场。他们贩牛羊骆驼马南下,输烟酒糖布茶北上,运四川夏布东去,购东北人参西来,推动全国物资大交流。至今在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山东、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还有不少晋商的遗迹,诸如洛阳泽潞会馆、亳州花戏楼、聊城山西会馆、苏州全晋会馆、北京六必居、辽宁朝阳县、内蒙包头城、外蒙科布多、宁夏定远营、甘肃老西庙、贵州茅台、湖北羊楼洞等等。

山西人不仅很早就重视国内贸易活动,而且从事国际贸易也有悠久历史。早在公元7世纪前已经介入了国际贸易。在唐代时,山西人就进入了丝绸之路,销往中亚一带的丝绸多数是山西潞安府产品,其次是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等地的绸子。当时高平、阳城、沁水的丝绸不仅进贡皇家,而且出口西域各国。除丝绸外,出口品有临汾的麻纸、太原铜制品等等。这些商品沿太原——长安西去的丝绸之路,销往波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途中山西灵石县有个“胡贾堡”,传说该村得名于其为西域商人往来旅居之处。《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说:杜环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被俘十载,他在大食(今阿拉伯)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伊拉克境内),看见河东人乐、品礼两人正在织绢。[14]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游历山西,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这样的回忆:“这里(太原一带)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离开太原府,再西(南)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指晋中盆地),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城,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工艺品,这里盛产生丝 ……”。

山西人在数千年的经商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来自于实践中的经验代代相传,屡经提炼,逐渐成为晋商的圭臬,隐含着晋商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晋商口传商谚之中。比如:“诚信是金,以义生利”;“公道取财财自来”;“笑脸常开,和气生财”;“得利一时,自阻商路”;“君子行德,小人适力”、“天下买主,衣食父母”、“宁舍银钱,不结冤家”;“孩子靠养,招牌靠闯”,等等。

资源的地理禀赋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晋商的边贸商业的长期性。汉、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持续不断。清代,晋商不仅进入蒙古地区,而且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持有“护照”,俱得过界与俄罗斯往来,进行互市。从此山西商人就北进俄罗斯,以至欧洲,直达彼得堡经商。在俄经商的山西汾阳县人到1917年超过一万多人。榆次的常家大德玉、大美玉、独慎玉,汾阳牛家壁光发,太谷曹家锦泰亨,祁县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合作的大盛魁,乔家恒隆光,平遥蔚盛长等等,都以恰克图为中心,对蒙古、俄罗斯和欧洲进行贸易。马克思说:“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住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15]山西人在俄活动的主要城市有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克特斯克、克拉斯诺亚茨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彼得堡等等。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晋商开拓了明清时代的山西南北、东西两条交汇的国际大商道和海上对日贸易。(详见第二章)。祁县合盛元票号将其分支机构设往日本横滨、大阪、东京、神户和朝鲜的仁川,称为合盛元银行,从事国际金融业务。

晋商走向全国以致国外,与晋商所处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是有关系的。对俄罗斯贸易,因为俄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在没有轮船、火车的年代,山西的特殊的地理区位帮助了山西人,让晋商开通了万里茶叶之路。同时,山西的煤炭资源与手工业的发达,也是山西商人商品输出的有利条件。清代中期,“荫城铁货奔流全国”,铁货交易年均一千余万两白银。荫城治铁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制钢为主干,辅以炭块炼铁、坩埚炼铁、渗炭制钢、夹钢、贴钢、擦生等冶炼加工工艺的生产技术体系。

历史上山西地下资源与土特产品的生产加工制品,始终是晋商输出商品的重要内容,铁锅、铁器、铁丝、丝绸、烧酒、纸张、烟丝、盐碱等等。手工业产品的发达,除了与地下资源的自然禀赋以外,也由于山西水旱灾害不至于饿死人,而且元代以后战争相对较少,人口繁衍快,耕地不足,清代晋城大阳的大部分人从事手工制针。手工业生产与商业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这批手工业制作与销售商人,世代相传,其人生观、价值观与信仰,不能不刻有他们生活方式的印记。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高平县马村,商人手工业家族颜家的《颜氏宗谱》记载了颜嗣超撰写的《家训十条》,包括孝顺父母、诚祀祖先、和睦兄弟、教训妇女、男女婚配、勤劳稼穑、书香继世、生财有道、培植子孙、保身安分等。其中“生财有道”条说:“谷乃养命之本,财为扶身之源,世俗之中缺一不可。膏粱子弟不思远营,坐食山空,何以资生?庶民之家,创业之人,必先开财源、节财流,思谋生财之道,营运之法,奔走道路不惮劳苦,由小而大日有进益,生生不已,自然用之不穷,取之不竭。勤可用致富,富自可以生贵,兴家立业,何可限量?先贤货殖,贫而能富;管仲持筹,富国强齐。前人已验之成法,后人所当奉而尊之也。”[16]世代相传的商人家规,渗透着浓厚的晋商文化与商人精神。

和谐的中庸哲学

《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尧、舜都是最早的明君,礼让禅位,公而无私。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到山西为侯,要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按照成王要求,在山西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传统习俗,又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暂不实行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孕育了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唐晋文化的特点。后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用品的互市,始终是积极的。1570年(明隆庆四年),出身山西永济商人家族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经过多方交涉周旋,疏通蒙古上层贵族关系,说服朝廷决策当局,实现“俺达封贡”,汉蒙互市,使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爆发战争,次年俄国战败,放弃在朝鲜的特权,并与日本在东北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环境发生变化,生意困难。新任营口分号掌柜申树楷,针对日俄战争后在营口的日本商人增多的实际情况,破天慌地大胆聘用了日本人为合盛元票号职员,开拓对日本人的业务,继而先后在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等地设立了分庄,之后又在安东(今丹东)设立分庄,接着在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了支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申树楷在日本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立了合盛元银行的支行,不仅为中国留日学生汇兑学杂费,还对海外侨胞给予汇兑等照顾和优待。应当说,合盛元不惧风险,远渡重洋,与各方和谐相处,扩展分支机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设庄的新纪元,是与其经理申树楷的中庸大度、聘用日籍职员是有关系的。

可以看出,晋商为人处事及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中庸之道。一是不极左极右,力求恰到好处,执两用中,过无不及;二是与人相处,和为贵,只要实践证明诚实守信,就可以成为“相与”,世代友好;三是权中时变,注意市场与社会信息,预测、识机,随时调整经营策略,守道权变。山西商人认为,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实际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都要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晋商商谚道:“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等等。

学界的重商思想

晋商的重商思想本来在民间,但是发展到明末清初,晋商与社会名流学者在特殊的背景下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合作。山西民间有大量的传说和散见的一些资料,说顾炎武、傅山、戴廷轼等人,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在山西组织镖局,支持形意拳等武术训练,名为服务商人货物、白银异地押运及守库护院,安全保卫,实则暗中积蓄武装力量。1659年(顺治十六年),傅山、顾炎武、戴廷轼改造一家当铺为“义振泉票号”,组织存款、贷款、汇兑、收兑金银,为反清义军筹措经费。这家票号的投资人是祁县商人家族出身的学者戴廷轼和商人李恳,戴惇林任掌柜。李氏家谱记载:“顺治十六年□月,由傅山经手,支大同义军白银3万两,支江浙军费4万两”[17],以走镖运出。仅仅过了4年,1663年(康熙二年)义振泉票号被政府查封。现年八〇多岁的太谷商人后人员文秀说,顾炎武66岁大寿是在他家过的,这一年是1679年(康熙十八年),顾炎武帮助制定规章制度,成立了志成信票号,他见过志成信当年的一些账簿。晋商的会计记账法“龙门帐”就是傅山帮助建立的。

这些传说和记载虽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傅山、顾炎武支持商人,主张商人进入主流社会的重商主义思想,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祁县商家出身的名士戴廷轼在祁县城内修建的“丹枫阁”,是顾炎武、傅山、阎尔梅、阎若琚、王士祯、屈大钧等聚会之所,这些名士多有商人家族背景。他们站在商人立场上,呼吁商人进入主流社会。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他认为,商人对商品生产、交换、流通、供求以及财富创造、经营管理最为了解,他说:“何以聚人?曰财。白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18]。“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为。”[19] 明确提出有为的人关键是创造财富。李贽也说:“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20]清初山西祁县丹枫阁是北方学术交流与反清思想研究中心,与江苏如皋冒襄的水绘园南北呼应。

清中期以后,一批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如祁隽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其父祁韵士是研究西北地理的先驱者)、张穆(1803-1849,山西平定人)、何秋涛(1824-1862,福建光泽人)、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等,不仅研究西北、蒙古地理商路,而且研究世界地理,徐继畬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也。”[21]并且提出中国借鉴西方经济社会制度的问题。曾任山西巡抚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胡聘之等都是商人精神进入主流社会的推动者。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的神权得以清算,人权得以张扬,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尚,使欧洲的商业精神、重商主义与市民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导致工业化在欧洲崛起。中国的皇权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戊戌变法没有能够像明治维新那样获得成功,中国商人精神始终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社会主流。但是,这些重商思想进入上层社会的要求,自然地是晋商精神的重要根源。

中国社会一般人认为儒以名高,贾以厚利,贾儒目标不一。但是晋商却认为贾儒相通,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君子需财,取之有道;君子拥财,用之有道。将经商作为一种事业,而不是纯粹为了赚钱。简单说,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榆次常家家训要求“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祁县乔家是“在中堂”,义在中庸,乔家中兴的核心人物乔致庸,也是要致达中庸。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晋商对员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训练可以见之于当时的手抄教本《贸易须知》。

晋商在其长期的奋斗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他们离乡背井、风餐露宿、穷年累月、劳身焦思、前赴后继,用数百年的坎坷与辛劳,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经营宝训,这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惠后代的伟大遗产。晋商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成为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渊泉,滋润晋人,激励世人。 

三、晋商精神的变异

中国自汉、唐、宋、元、明到清前期的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清后期中国落后了。19世纪中叶开始,国民生产总水平低于欧洲,并且沦为半殖民地。晋商的路子也从此越走越艰难,晋商精神随之渐渐发生了变异。

19世纪50年代,咸丰朝因为外有侵略者的大炮鸦片进攻,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出台了一个卖官鬻爵以补充财政收入的歪点子。山西货币商人随之推出了为捐官者代办捐纳、印结的新业务,一是方便捐纳者,可用降低捐纳成本,二是是创新金融业务,增加业务收入。后来又进一步发现,为自己、为祖先购买虚衔,花翎顶戴,可以方便与官员往来,出入衙门,不仅可以揽到更多的业务,而且也可以出入威风,荣宗耀祖。祁县乔家当时的成人几乎全部捐了官。清政府以虚实官衔换得了商人的白银,商人以白银换得权利和荣誉。晋商从此由重商立业回到了官商兼顾、官商相维,以至发展到官本位,这是山西商人价值取向在近代史上的大转变。

山西与东南部地区比较,虽然是苦寒地区,但是除了特大旱灾,一般都可以勉强生活,加上18世纪中后期开始,社会动荡、战事频繁,在多变环境下,逐渐堕化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安贫乐道,少富即安,这和早年山西人与贫穷和命运挑战而“走口外”、“闯关东”的先辈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近百年来,打倒孔家店,否定孔孟之道一浪又一浪,孔孟之道中的传统精华“诚”、“信”、“忠”、“义”亦被当做封建糟粕受到了批判,严重影响了传统的社会诚信。加上供给制、“共产风”,使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干部都是国家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贷款还不了就“豁免”,于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传统渐渐遗忘了。社会信用缺失,出现诚信危机。经济往来中,转帐支票不敢收受,商业汇票难于推广,坑蒙拐骗,敲诈勒索,骗钱逃债,已成为社会公害。

虽然梁启超先生曾经分析过山西商人与欧洲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需要指出,欧洲商业革命开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那是一场针对宗教统治和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崇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工业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中国商业革命缺少思想文化的解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不可能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创新的环境和条件,而且自从晋商将视野盯住官场以后,很容易获得丰厚利润,通过商业与金融创新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就不再重要了。对晋商企业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比如票号很多驻外分号经理呼吁改革,在京票商经理李宏龄联合在北京的祁、太、平三帮票号经理,倡议各票号共同入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三晋汇业银行,得到了各地票号经理响应,纷纷寄信山西总号,劝导财东和掌柜改组票号,设立银行,与大清银行等现代金融业抗衡,以保晋商之利益。此时票号在全国80多个城镇和国外多处设立分店,营业机构达到近500多个,本可以适应交通通讯发展,改革各地分号伙友班期(三年一班不准回京改为二年以下,以近人情,调动伙友积极性),开办电报汇兑,创办自己的现代学校,学习外语和现代业务技术,以便与洋商交易,组织经理出洋考察,了解外情,接受新潮,实施改革措施,进行资产重组。建议者满腔热情草拟改组银行的章程计划,上书总号,然而被总号负责人骂作“自谋发财”,“勿庸审议,束之高阁”,以致坐失良机。加上财东腐败,不知业务艰辛,嫖娼纳妾,赌博吸毒,不理号事,而各地商号管理人员见财东腐败,也乘机捣鬼,亏赔增加。

19世纪后半期开始,山西商人的价值观由重商立业发展到谋官、重官的官本位思想,少富即安,安贫乐道又堕化了晋商的进取精神,这都使晋商精神发生了异变。 

四、晋商精神的影响与传承

山西商人经历了五百多年的辉煌后,到20世纪初开始走向下坡路,票号业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倒闭,钱庄、当铺、银号、银行在艰难中经营。受票号资本垮台的拖累,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战乱洗劫,其商品经营资本亦不再显赫,一部分经过艰难转型,得以延续发展,大部分在转型中了失机、失策、失误,转型失败,一部分捲资返里,置房买地,转向农业。但是,晋商及其精神在覆盖空间的广阔性、在时间上的延绵性,非常自然地影响着中国商人。晋商自明初走向全国,从14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时间上经历了将近20代人的前赴后继,其商业道统自然流传广袤、延续长久。无怪2004年,河南省南阳市政府决定,将晋商在河南赊旗镇的关帝庙,定为南阳市诚信教育基地。

在晋商时空优势之外,晋商的企业制度更是在中国商业革命中一路领先的,诸如股份合作制度、两权分离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人力资本制度、资本金管理制度、票据流通制度、转账结算制度、银行密押制度、财务稽核制度等等,还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工具创新、业务创新、制度创新。19世纪60年代,胡雪岩曾经学习晋商,改阜康钱庄为票号,新开胡通裕票号,浙江慈溪亦官亦商的严信厚开设源丰润票号,南京亦商亦官的李经楚与江苏洞庭商人席志前开设义善源票号,云南商号同庆丰改天顺祥票号,还有湖南祥和贞、南昌新丰厚、上海隆乾长、新疆蔚成亨等等,由此亦见晋商的影响。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北京城内不少行业还是由晋商垄断着,如米面、颜料,山西祁县人垄断;纸张,山西临汾襄汾人垄断;布匹,山西翼城人垄断;干果,山西文水人垄断;山西商人的老字号都一处、六必居、同仁堂、通三益、三义顺等仍然红火,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国营企业所代替。

到现在,在中国北方包括西北、东北,特别是内蒙古的主要城市,有很多山西移民,他们操着山西口音,过着与晋人相似的生活,在外蒙古、俄罗斯也有不少山西侨民。晋商精神,尤其是晋商伦理影响了国内各大商帮与海外华商,关帝庙比孔子庙还要多,县县有文庙,村村有关庙,关帝庙也建到了海外。自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以来,后经历次政治运动,虽然儒家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化,晋商后人的商业伦理仍然在冥冥之中闪烁,传统的礼义廉耻也不是荡然无存。当代中国商人,无论北方南方或者西部东部,大小商场无不供奉关公,关公被广泛地尊为财神。这说明晋商精神在影响着中国商人精神。

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商可以富民,商可以强国,流通也是生产力。没有流通,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也就没有再生产,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贱商、抑商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农业的现代化,就是商品化、市场化。当今社会,无商不富,无商不城,事实上当代社会已是商业社会。欧洲商业革命中出现了重商主义者,后来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有了凯恩斯的否定之否定,以及新重商主义等等。现在看来,发达国家向外扩张,需要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不发达国家加快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必要的干预和管理。重商主义对不发达国家来说需要的,在一个国家的不发达省区同样也是需要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在山西大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但是并不是荡然无存,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经济社会变革的。在当代山西人身上,仍然有很多晋商的遗风:当代山西绝大多数人勤劳节俭、精打细算、善于积蓄,这是晋商善于理财思想的传承;当代山西绝大多数人忠厚老实、办事沉稳,令人信赖,也是对晋商精神的传承。现在很多企业,雇员中被炒鱿鱼者山西人很少。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山西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当代晋商,都是晋商精神的传承人和弘扬者。晋商精神尚在,晋商精神需要进一步弘扬。

弘扬晋商精神,就要努力使艰苦创业、诚实守信、开拓创新的商人精神进入主流社会。弘扬晋商精神,还要敢于进市场、下商场、闯洋场,与省内外、国内外商人交朋友、谈生意、做买卖。当然风险是存在的,一般说利益越大风险就越大,利益越小风险越小。风险是有规律的,可以分析、判断,可以分散、规避和转嫁,但是不可能消灭。只要能够认识风险、判断风险、风险是可以驾御的。

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需要思想家和政府的引导,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媒体向大众传播。晋商文化、晋商精神是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政府确立天地之间人为贵,以民为本,实惠于民,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企业家确立以独富贵为耻,以大富大红大德为荣,相济于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由此,建立起我们共同的基本信念、价值取向、企业精神、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让仁爱、正义、礼让、理智、诚信的氛围与和谐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商业文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力量。

 


[1]《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二年五月12日。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3]《怡青堂诗文集》卷一。

[4]《怡青堂诗文集》卷一。

[5](明)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心集》卷44。

[6]《康熙南巡秘记》。

[7]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1页。

[8]

[9]转引自陈鼓应等:《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50页。

[10]《国语·晋语》。

[11]《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2]陈灿:《中国商业史》第44页。

[13]康基田:《 晋乘鬼略》卷二〇。

[14]转引自庞义才、梁绍:《唐代山西出口商品小考》《山西日报》1982年10月31日。

[15]马克思:《俄国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7-168页。

[16]《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5-516页。

[17]《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7页。“□”为史料原文模糊不辨。

[18]魏宗禹:《晋阳人文精神》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5-226页。

[19]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五。

[20]李贽:《大学评》

[21]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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